“正因为危险，我才必须去。”白良拍了拍她的肩膀，“我是根据地负责人，不能让村民们白白冒险。再说，我有这个。”他从怀里掏出那枚根据地徽章，在油灯下亮了亮，“这是李团长的信物，日军的哨卡认这个，能保我安全通过。”
赵老栓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我跟你去。我对邻村的路熟，还能帮你打掩护。”
“不用。”白良摇摇头，“你留在村里，帮石根组织撤离。记住，让村民们把地契都带上，藏在身上，千万别弄丢了——那是他们活命的本钱。”
会议持续到后半夜，最终确定了撤离方案：全体村民分成五组，每组由一个民兵带队，分别从东、西、南三条山路撤离，目的地是鹰嘴崖；石根带二十个民兵留在村里，负责阻击日军，拖延时间；白良和赵老栓的儿子小栓（熟悉山路）连夜前往邻村，通知李团长；春妮留在最后，检查是否有遗漏的村民。
凌晨三点，撤离开始。村民们背着包袱，抱着孩子，默默地走出家门。刘寡妇牵着两个孩子的手，手里紧紧攥着地契，眼里含着泪；李木匠拄着拐杖，身后跟着几个年轻后生，抬着他的木工工具；王二柱（之前冲动的村民）也来了，他扛着一袋子红薯，说：“白同志，这是我家存的，带上山给大家吃。”
白良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知道，这些朴实的农民，用最笨拙的方式表达着对他们的信任。他走到刘寡妇身边，帮她拎起包袱：“大嫂，路不好走，慢点儿。”
“白同志，你也要小心。”刘寡妇擦了擦眼泪，“等打跑了鬼子，咱们再回来种地。”
“嗯，一定会的。”白良点点头，目送村民们消失在晨雾中。
石根带着民兵队来到村口，在必经之路上埋了几颗土制地雷，又用石头和木头设置了路障。春妮检查完最后一间屋子，确认没有遗漏的村民，也跟着撤离了。
白良和赵老栓、小栓来到村外的小路上，回头望了一眼卧牛堡。村子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，只有村口那面红旗，在风中孤独地飘扬。
“走吧。”白良深吸一口气，转身钻进树林。
他知道，前方的路充满未知和危险，但他不后悔。为了这些村民，为了这片土地，他愿意付出一切。
山路的崎岖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雨后的泥土松软湿滑，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，尤其是背着包袱的村民，更是累得气喘吁吁。小栓走在最前面，用柴刀劈开挡路的荆棘，嘴里不停地提醒大家：“小心脚下，前面有段陡坡！”
白良跟在队伍中间，不时回头看看落在后面的村民。刘寡妇的两个孩子走不动了，坐在路边哭，他赶紧跑过去，把小的孩子抱起来，说：“叔叔背你走，好不好？”孩子抽噎着，用小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。
“白同志，你放着我来。”赵老栓走过来，想接过孩子，却被白良拒绝了：“老赵，你年纪大了，别累着。我年轻，背得动。”
队伍里静悄悄的，只有脚步抽噎声。突然，前面的小栓停下脚步，做了个“噤声”的手势。众人屏住呼吸，听见前面传来几声犬吠，还有手电筒的光束在树林里晃动。
“是日军的巡逻队！”小栓压低声音，“他们往这边来了，怎么办？”
石根从后面赶上来，手里拿着土枪：“怕什么？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！”
“不行！”白良立刻阻止，“我们的任务是撤离，不是打仗。小栓，你带村民往右边的山沟里躲，我和石根去引开他们。”
“那你小心！”春妮从后面追上来，递给白良一把梭镖，“这个你拿着，防身用。”
白良接过梭镖，看着她：“你也是，注意安全。”
小栓带着村民钻进山沟，白良和石根则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。他们刚走出几十米，就看见几个日军士兵端着枪从树林里钻出来，手电筒的光束照在他们身上。
“什么人？”一个日军士兵用生硬的中文喊道。
“自己人！”石根举起手，用日语回答（他曾在东北当过伪军，懂几句日语），“我们是葛家的护院，奉命来接应太君的。”
日军士兵将信将疑，让白良和石根走过去。白良注意到，他们的军装上沾着泥，显然是连夜行军，已经很疲惫了。他悄悄对石根说：“等他们靠近，我解决左边那个，你解决右边那个。”
石根点点头，握紧了手里的土枪。
就在日军士兵走近时，白良突然扑向左边的士兵，梭镖狠狠刺进他的胸口。石根也同时开枪，打死了右边的士兵。另外两个士兵见状，转身就跑，边跑边喊：“有八路！有八路！”
“别追了！”白良拉住石根，“快走，别让他们去追村民！”
两人朝着山沟的方向跑去，身后传来日军的喊叫声和零星的枪声。小栓带着村民从山沟里钻出来，看见白良和石根，都松了口气。
“白同志，你们没事吧？”小栓问。
“没事。”白良擦了擦梭镖上的血，“快走，日军的增援马上就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