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岛出发，穿过赤道上闷热的水面，经吕宋海峡折向东北，商船和军舰在航道上排成一条断断续续的线。
桅杆上挂的旗帜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样式，日月纹章缝在三色底布上，
航道两侧的礁盘上，铁架子撑起信号灯，每隔四十海里一座，入夜之后依次亮起，灯火一路相接，从南洋直抵福建外海。
再往北，过了长江口，海水渐渐变成混浊的黄色。
码头上吊臂来回转动，铁轨沿着江岸铺进城里，蒸汽机车的汽笛声从早到晚不停。
继续北行，便到了辽东，鞍山的高炉群冒着红光，炉渣从出渣口倒进铁斗车，夜里远远望去，一道火红沿着轨道缓慢流动。
抚顺的矿坑比二十年前深了三倍，最早那批矿工的后代还在井下干活，只是手里的工具换了，头上的灯也从油灯换成了电灯。
那座最老的炼钢高炉还立在原处，基座上的弹痕被水泥填平过，又被风雨剥出来，新旧痕迹叠了一层又一层。
几根爬山虎的藤蔓从基座底部钻出来，顺着砖缝往上爬，叶子绿得发亮，把旧日留下的痕迹一点一点盖住。
烟囱还在冒烟，黑色烟柱从炉顶升起，被风吹散，渐渐铺成灰蒙蒙的一片，遮在太阳前面。
三十年前，这片天上飘的也是烟，不过那时候烧的不是煤，是人命。
从崇祯十四年的代州矿场算起，到如今遍布铁轨和电线杆的版图，中间填进去的东西，比任何一本教科书能写下的都多。
教科书只讲数字，铁路总里程多少，钢产量多少，战舰吨位多少，人口又增长了多少。
石柱关墙根底下堆了几层尸体，鄱阳湖之战后的江面上漂了多少天的浮木和断桅，书里不讲。
还有那些被封存在太谷仓库里的三千支枪，每一支退火不合格的弹簧背后，是哪些人的命差点交代在前线，纸上也没有交代。
该死的人死了，该活的人老了，陈友谅与张士诚的名字，早已归进两百多年前的旧黄历。
李自成的尸骨埋在湖北的山沟里，坟头上长满荒草。
张献忠死在忠州城外的泥地里，最后的记录只有八个字，教科书懒得再多写一笔。
往前翻，还有多尔衮，豪格，皇太极，这些曾让关内关外不得安生的名字，如今都排在纸上。
皇太极死得最体面，一发子弹，干净利落，连疼都没来得及觉着。
不过这话没人敢写，写了也没人信。
后来的人只知道清廷亡于内乱，太宗暴毙，诸王争位，关外政权自行瓦解，跟中原的铁路和新军没有直接因果关系。
这是官方说法，写进了教科书，考试也照着这么考。
至于那支口径点四零八的步枪，和那个四十八倍于常人的身体，连野史里都找不到了。
赵同舟在档案馆烧掉了最后一批手稿，铁猴在通政司的笔录上签了字，什么都没说。
独臂的老兵仍在养老院里晒太阳，左耳的旧疤对着风，一辈子不开口。
这些人守着同一个秘密，没有谁再去揭开，因为揭开了也没有意义。
后来的人不需要知道，有个穿越者替他们打赢了这一仗。
他们只需要知道，铁路可以修，高炉可以建，税制能够改，炮舰也能靠自己的手造出来。
沿着这条路往前走，不必求神，不必等天降奇迹，一步一步，也能走到该到的地方。
北京议政院的秋季会期已经结束，议事厅里的灯却还亮着。
新一届的议员们围在长桌两侧，桌上摊着一张巨幅海图，蓝色洋面上用红笔圈出了十几个点，标的都是南洋和印度洋上的关键港口。
殖民地这个词没有写进任何官方文件，纸上列的是贸易特许区，远洋补给站，资源合作开发区。
名字换了，桌上争的东西没换，谁拿到航线，谁控制锡矿和橡胶种植园，谁的船队先到达非洲东岸，一项也绕不开。
吵得最凶的两拨人，一拨穿着合身的常服，领口别着工商联的徽章，另一拨穿军装，肩章上的星比十年前多了两颗。